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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統(tǒng)計局的統(tǒng)計表明，上半年，宏觀調控已見成效。三大主要指標分別是：GDP同比增長9.7%，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8.6%，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2.5個百分點，比一季度回落14.4個百分點，CPI比去年同期上漲3.6%。

數(shù)據(jù)公布后，人們如釋重負。應該說，這次宏觀調控突出的特點就是未雨綢繆，中央政府吸取了1993年調控的經驗，及時地采取了果斷措施。宏觀調控的實施使經濟在短期內基本實現(xiàn)“軟著陸”.而且最難得的是央行最終仍未動用加息手段。這說明中國當前的經濟形勢尚不需要采取全面性的貨幣緊縮措施。它既避免了現(xiàn)在就付出加息的政策成本，也為今后使用加息手段留下了空間。

理論界與政府部門都已認識到調控成果只是初步的、不穩(wěn)定的。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還未得到根本解決、部分行業(yè)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依然偏高?，F(xiàn)行的調控措施是行政手段與市場手段的結合，而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宏觀調控。從經濟學上考察，這種混合型政策工具是非優(yōu)化的，其運用的不足在于：

1.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客觀上要求更多地運用市場手段調控經濟。在當前的經濟環(huán)境下，為了防止經濟的全面過熱，又不得不借助于行政手段。而行政手段的介入加大了政府對經濟運行的控制力量，特別是增加了中央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使人感覺舊體制的遺留痕跡依然存在，與市場化改革的取向不符。

2.以行政干預的辦法為經濟降溫，極大地造成市場機制與行政干預之間的沖突。在當前市場機制已經對資源配置發(fā)揮作用的情況下，行政手段的使用既與國有經濟戰(zhàn)略調整的方向相矛盾。又可能會傷害民營經濟的健康成長?？傊鼘洕鲩L中有效率的部分產生不利影響。

3.在此次調控中，中央銀行已經使用了公開市場操作、再貼現(xiàn)利率、存款準備金率——三大調控工具，央行手中只剩下惟一的武器——利率。貨幣政策的優(yōu)點是避免對經濟有過強的直接干預，但它們只是引導性的，其發(fā)揮作用的前提是市場主體要有靈敏的反應度。我國現(xiàn)在并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yè)(甚至包括不少民營企業(yè)）對資金的需求經常是不計成本的。因此，在目前的經濟結構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不足。另外，當前貨幣政策目標的多重性也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影響。

從長期看很自然誘導出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經濟運行中的波動現(xiàn)象是經常發(fā)生的。既然已經認識到上述政策工具的弊端。那么，下一次再發(fā)生經濟過熱或過冷時。政府是不是為了解燃眉之急依舊是程咬金“三班斧”呢？如果不是的話，政府又何以應對呢？

為了充分回答這個問題，需要認識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與體制。自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經歷著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加快。迄今為止，我國經濟結構與體制的現(xiàn)狀是，國有經濟戰(zhàn)略調整取得較大進展，但國有經濟仍然占有支配性的重要地位。非國有經濟得到飛速發(fā)展，政府對經濟的管制大為放松，經濟的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開始發(fā)揮作用，但市場的發(fā)育程度還不足以擔負起獨自調控經濟運行的職能。按照過渡經濟學的觀點，我國當前還處于經濟轉軌時期。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在《非均衡的中國經濟》中，指出與發(fā)達的市場經濟相比，我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tài)，其特征包括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存在。不僅如此，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也不自行承擔投資責任和經營風險?！斗蔷獾闹袊洕芬粫霭嬉呀浭暧杏嗔?。從那之后中國經濟的運行狀況和此次經濟過熱的特點看，中國經濟的“第二類非均衡”屬性仍未消除。它說明我國經濟結構調整與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滯后于經濟增長的客觀需求。由此也不難理解目前混合型政策工具的應用，它雖然是非優(yōu)化的，但卻是現(xiàn)實的選擇。

經濟轉軌時期宏觀調控模式的構建與改革路徑的選擇有著重大關系。這里對比一下中國與前蘇聯(lián)及東歐的改革模式很有意義。在20余年的改革歷程中，我國選擇了“漸進式”道路。這種道路的特點是，舊體制的分解與新體制的建立是逐次推進的。而前蘇聯(lián)及東歐的經濟轉軌不同于中國經濟。它們選擇了哈佛大學教授SACHS倡導的“休克療法”。這種方法一步到位，在很短時間內就打破了舊的經濟結構，實現(xiàn)了國有企業(yè)的私有化和經濟的自由化。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在前蘇聯(lián)及東歐過渡時期的改革中，過度注重新體制的建設而相對忽視了經濟發(fā)展，市場化改革后普遍出現(xiàn)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經濟衰退等不穩(wěn)定問題。經濟增長在一定時期內受到較大影響。在付出了相當?shù)慕洕c社會代價后，可行的市場經濟體制得以確立，宏觀經濟逐漸走上穩(wěn)定增長軌道。相比之下，中國在轉型過程中則更加重視經濟增長與體制變革二者之間的平衡，宏觀經濟并未由于體制轉換受到明顯的影響。但“漸進式”道路的過程比較漫長。時間越長因體制改革滯后對經濟健康成長的負作用就越大。在經濟運行出現(xiàn)波動時調控政策的選擇與執(zhí)行質量也因此受到影響，就如同此次遇到的情況一樣。時至今日，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還未在中國建立起來。

比較中國與前蘇聯(lián)及東歐改革模式的孰優(yōu)孰劣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依據(jù)制度經濟學的“路徑依賴”原理，人們過去做出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現(xiàn)在可能的選擇。既然中國改革前期選擇了“漸進式”模式，那么后期也只能延續(xù)走“漸進式”道路了。雖然與1993年相比，此次調控中市場機制已經能夠顯現(xiàn)出作用。但毋庸諱言，我國的經濟轉型時期尚未結束，市場經濟體制仍不完善。為了實現(xiàn)宏觀調控措施從行政手段為主向市場手段為主的轉型，我們必須依據(jù)市場經濟原則，借鑒前蘇聯(lián)及東歐的改革經驗，面向未來建立與市場經濟發(fā)展相適應的宏觀調控體制。為此，需要在以下重要方面繼續(xù)做出努力：

1.進一步調整國有經濟布局，構建宏觀調控的微觀基礎

從經濟結構上看，盡管我國國有經濟的比重在不斷下降，但國有經濟的分布仍然太廣、比重仍然太高，國有經濟仍然是投資主體。目前，我國608個工業(yè)小類中，國有企業(yè)涉足604類，占99.3%其中，大中型國有企業(yè)涉足553類，占87.7%。2002年，國有和國有控股工業(yè)企業(yè)占國有和規(guī)模以上非國有工業(yè)企業(yè)的比重為48.3%國有經濟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為43.4%。發(fā)達國家國有經濟比重一般在5%左右。顯然，國有經濟的戰(zhàn)線過長妨礙了真正意義上宏觀調控的有效實施。因為無論是宏觀意義上的國有經濟，還是微觀意義上的國有企業(yè)都有財務“軟約束”的性質，市場調控手段的效果很有限。因此，必須繼續(xù)進行國有經濟的戰(zhàn)略調整，收縮國有經濟的分布戰(zhàn)線，把國有經濟的比例降至一個適當?shù)乃健Ｍ瑫r，相輔相成地促進民營經濟成長。通過產權制度和股份制改造，大力發(fā)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使國有資本同民間資本進一步融合，從源頭上構建宏觀調控的微觀基礎，

2.從體制上推進政府改革，實現(xiàn)政府的全面轉型

隨著市場化進程的不斷推進，政府改革成了我國經濟轉軌時期最具有全局性、深刻性的關鍵問題。對宏觀經濟進行有效調控也需要政府的全面改革。當前，我國政府改革滯后于經濟市場化變遷的客觀要求，政府職能設置與市場經濟體制不符合。主要表現(xiàn)在：政府工作中經濟建設所占比重過高，而對于社會目標與公共服務關注不夠。2003年春天爆發(fā)的SARS危機直接暴露出我國政府在公共衛(wèi)生和醫(yī)療、尤其是農村公共衛(wèi)生和醫(yī)療中的欠賬太多，說明政府的現(xiàn)狀離公共服務型政府的目標還相距甚遠。在經濟領域，政企不分、政府代替市場決策的問題依然存在，我國重大投資項目的審批權長期以來都掌握在國家手里，政府對企業(yè)經營活動和微觀經濟運行仍然管理過多、過細。值得欣慰的是，這種狀況也在變化之中。剛剛頒布實施的《行政許可法》與《國務院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就是政府在自身改革與建設方面做出的兩大重要舉措。各級政府應當以此之貫徹為契機，適應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按照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的要求，實現(xiàn)政府職能的轉變：(1）由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轉變；(2）由投資財政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3）由靠行政命令直接調控經濟向靠市場間接調控經濟轉變。

3.明確事權劃分，以法律為基礎規(guī)范中央與地方的關系

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也是宏觀調控能否奏效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地方政府在此次經濟過熱中扮演了比中央政府更重要的角色。2004年頭兩個月，中央項目投資只增長了12.1%，而地方項目投資卻猛增了64.9%。因此，此次宏觀調控很大程度上針對地方政府的經濟行為，例如，國務院決定在全國范圍內統(tǒng)一土地管理，清理開發(fā)區(qū)。然而據(jù)報道，宏觀調控在一些地方遭受到反彈。有觀點認為，中央出臺的一些措施已經脫離宏觀調控范疇，直接干預了地方經濟的運行。

1994年財政分稅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在財政上的獨立性和壓力同時增大。各地政府都把擴大投資作為經濟發(fā)展的主要方式。由于經濟市場化程度的加深，地方政府和企業(yè)在市場中都已經有了很強的獨立于中央政府的利益。地方政府投資中雖有盲目沖動的一面，但也不能由此一概否定地方政府經濟行為中間合理的成分。地方城市建設、經濟結構調整都需要高投資來支持。

中央對地方經濟進行管理是必要的。但其調控方式需要重新審視。在這場中央與地方政府利益博弈中，中央與地方政府都應當規(guī)范自身的行為。中央政府要以法律為基礎，依法進行調控和監(jiān)管，要明確劃分中央與地方在公共服務與經濟領域的事權范圍。建立中央與地方的合理分權體制。做到各司其職。中央政府的權力主要體現(xiàn)在運用財政政策、稅收政策、貨幣政策與產業(yè)政策工具上，另外，中央政府在建立全國統(tǒng)一大市場，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秩序方面負有重要責任。同時，地方政府也應當在改革中轉變行為模式，減少對經濟事務的直接參與程度，實現(xiàn)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轉變。

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希克斯曾經指出，市場經濟的演化自始至終都離不開國家的介入。毫無疑問，中國的經濟轉軌過程將繼續(xù)進行下去。在這一過程中，宏觀調控對于中國經濟的轉型和發(fā)展是必不可少的，這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之一。這也是一個雙面的互動過程。一方面宏觀調控要為經濟轉型開道，保持體制改革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平衡，另一方面宏觀調控也要為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而進一步完善自身。我國“漸進式”改革道路的特點決定了宏觀調控模式的建立是一個逐步演進，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